六〇年代他剛從東德跑到西德，開始嘗試非形式繪畫，可以用法國的抽象表現主義來理解。那裡面就有這種破壞性衝動。依照他自己的說法，這讓他想起小時候在餐盤上用手指亂搞食物的經驗。這回過頭來說明了抽象對他而言是一種身體感的需要。

所以我認為，里希特對於繪畫既有一種極度沉重而嚴肅的繼承者身份，同時也有反抗、破壞與掙脫的革新者姿態。對照他的生平會更清楚：十三歲時二戰結束，二十九歲東德圍牆建起，四十到五十歲時冷戰高峰，之後蘇聯解體、圍牆倒塌。世界局勢變化萬千，也就造成了他的矛盾與複雜。

展覽把他六十年的繪畫歷程一次排開，直到他 2017 年決定停止繪畫，每一部分大約涵蓋十年。

1962 到 1970 年是以照片為基礎的繪畫，那是他剛從東德到西德的時期，使用照片為藍本，包括雜誌上的攝影圖像與家庭照片。其中畫他舅舅的那張是超級經典。同一時期他也開始做大型色表畫，來源是裝潢的油漆色票，完全隨機。

1971 到 1975 年是質疑再現的階段。七〇年代是他另一個高產而關鍵的時期，他透過一系列互相矛盾的作品，具體化了自己對繪畫本質的懷疑。1972 年他受邀代表德國參加第三十六屆威尼斯雙年展，為特定空間創作了連作《48 幅肖像》，陳列於德國館的中央展廳。從這個系列很明顯可以看到馬琳．杜瑪斯的繪畫受到他多深的影響，包括概念上的接近，以及和照片的關係。另一組作品也跟威尼斯有關，他在那裡看見了提香的《天使報喜》，後來演變出自己的版本，最後的抽象成果實在美極了。

各種嘗試把具象圖片抹掉，同時又嘗試純色的組成，可以說是萬事俱備。1976 年，第一幅大尺幅的抽象畫出來了，預示了他之後所有巨大尺幅的色彩抽象系列。當時的抽象作品還是有一些小稿，比如水彩稿或油畫的局部，再這樣放大而來。有一張水彩作品打直、放大，就變成了三連幅的右幅。同一時間他也繼續畫具象作品，女兒、風景、靜物，都是小品。

1987 到 1995 年是陰鬱的反思。他完成了《1977 年 10 月 18 日》系列，探討德國近代史上一個極具爭議與痛苦的事件。

那件事是德國紅軍派，又稱巴德–邁因霍夫集團，在 1977 年 10 月 18 日於監獄中的集體死亡。背景要從六〇年代末講起。西德在經濟奇蹟之後進入保守穩定期，但年輕一代對二戰後的舊菁英極度不滿，因為許多前納粹官員仍然掌權。1967 年學生運動在柏林爆發，Rudi Dutschke 等激進左翼領袖高呼反帝、反美、反越戰。在這種氣氛中，一群激進青年脫離和平抗議，轉向暴力革命。他們相信西德政府是法西斯遺產的延續，必須透過武力喚醒人民。

紅軍派約在 1970 年成立，自稱城市游擊隊，策劃爆炸、縱火、暗殺與綁架，以打擊資本主義與美國在德國的勢力。他們的標誌是紅星與槍枝，靈感部分來自拉丁美洲游擊隊與馬克思主義理論。1977 年秋天被稱為德國之秋。紅軍派綁架了德國工業家 Hanns Martin Schleyer，要求釋放被囚的成員，政府拒絕談判，幾週後綁架行動以被害人遇害結束。而在同一夜，關押於斯塔姆海姆監獄的四名紅軍派成員被發現死亡：Baader 被槍擊頭部死亡，Raspe 開槍自盡，Ensslin 被發現吊死於牢房，Irmgard Möller 刺胸重傷但倖存。

官方宣布這是集體自殺，但疑點極多。監獄戒備森嚴，怎麼可能藏得下槍枝、電線與刀具。有人懷疑這是一場由政府主導的秘密處決。這一事件讓當時的西德社會深陷撕裂：一方面人們恐懼恐怖主義、渴望秩序，另一方面也開始質疑國家權力是否仍在延續納粹式的暴力邏輯。這場悲劇成了整個德國戰後心理的鏡像，年輕一代為了正義走向極端，而國家在維持秩序的名義下，可能再度越過法律邊界。

知道這些，就能理解為什麼里希特需要花十年才消化這件事。他自己說：我記得自己當時覺得必須避開那些聳動的照片，上吊的女人、開槍自盡的男人等等；我蒐集了大量資料，其中包含許多平凡、無關的影像；結果在創作過程中，我又回到了那些原本想避開的照片上，它們總結了整個事件。

展場裡有三幅氣勢很強的黑白大畫，以及一張鮮紅色的、像是灑滿鮮血的畫。那種痛苦和恐怖，他最後也用抽象表達了。

最後我想提的是他 2017 年封筆前兩年的抽象系列。可以感覺他已經年紀大了，八十多歲，尺幅上沒有像之前那麼巨大，但那個層次和色彩實在驚人。

整個展場的最後一個系列是大屠殺。我認為那是這場展覽以及他整體創作的完美總結。這裡我先賣個關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