旁邊 Philippe Parreno 的《Marquee》和它形成呼應。霓虹燈組成的招牌興奮地閃爍，好像在說 Show Time，但招牌上沒有任何標題。這和卡特蘭一樣，在處理期待與落空。

有一件是他倒在地上，像一隻開心的小狗，那是他最早的自畫像之一，帶著尷尬又好笑的討好姿態。他表現的是藝術家早期生涯的處境：既想取悅觀眾和權威，又深知這種趴著搖尾巴的動作充滿諷刺。順從與反叛、渴望認可與自嘲，全部同時上演。

有一面牆上都是藝術家依照自己母親而製作的作品。卡特蘭的那件《Shadow》是一個女人坐在冰箱裡，場景荒唐，但因為超寫實，經過的時候真的會嚇一跳。那是他對很小的時候母親的記憶。站在冰箱口，會感受到不適、無語、又無法完全轉身離開的情緒。

館藏的部分也很精彩。Jacqueline de Jong 的《漆黑夾克與他的女人們》來自她的《自殺式繪畫》系列，既像漫畫又像噩夢。畫面裡的黑夾克象徵六〇年代的青少年罪犯，變成一個詭異怪物，周圍圍繞著扭曲的女性身影，場景既暴力又像失控的狂歡派對。她是戰後歐洲前衛運動的重要人物，直到近年才被藝術史真正看見。

Dorothea Tanning 那件雕塑我很愛。她把神話裡為愛所傷、被拋棄的亞里阿德涅做成一個被布料緊緊纏繞的軟雕塑，身體扭曲蜷縮，像是愛情與痛苦本身成了鎖鏈。她擅長讓材質說話，柔軟的布料包覆在堅硬結構上，既像擁抱也像束縛。

大廳裡有一隻巨大的貓咪骨架，弓著背，尾巴豎得筆直，好像剛看見什麼恐怖的東西瞬間石化。卡特蘭把家貓放大到史前生物的等級，讓人以為走錯館跑到自然歷史博物館。標題《Felix》召喚的是菲力貓，同時是兒時卡通回憶、科學展覽場景與惡作劇式幽默。

他還做過一台完美功能、完全無用的迷你電梯。它會準時到達樓層、發出提示音、打開門，一切都像真的，唯一的問題是沒人進得去。之後是皮諾丘。這隻皮諾丘第一次是面朝下溺死在古根漢中庭的噴泉裡，像是高空彈跳失敗；在這裡它懸在半空中，不上不下地浮著。虛構童話與現實的失敗感交纏，幽默裡帶著殘酷，像在問成功與失敗之間是否真有分界線。

底下有一個街友，我第一次在龐畢度碰見他的時候真的被嚇一跳。那是假人。這讓人想起 1996 年他在都靈展出時的報警事件：觀眾以為那是真的遊民，報警，警察來了，作品被撤走。這個誤會揭示了作品的力量，它把被忽略的邊緣群體放進藝術機構的核心，迫使人們直面不平等，也提醒我們社會習慣了視而不見。

他還做過更過分的事。2004 年 5 月 5 日，他在米蘭最古老的一棵橡樹上裝置了三具真人大小、極寫實的兒童人偶。裝置完成的隔夜，一名米蘭市民實在太生氣，帶著梯子與美工刀爬上樹去「解救」人偶，砍斷兩具人偶的繩索後不慎墜落，骨折昏迷，被送到急診。後來他經法院裁定，因為破壞公共藝術作品需支付約八百歐元罰款並判兩個月徒刑，估計損壞金額約六萬五千歐元。藝術家與基金會最後決定不提告。

有一間房裡擠滿九十二張一模一樣的卡特蘭小臉，像一支怪異的軍隊。乍看在自嘲藝術家的自戀，再想就是一幅現代社會的肖像：當自我可以無限量產、複印、標準化，所謂的個體性還剩下多少。這也暗指藝術市場對名聲的迷戀，人們需要的是卡特蘭的臉，而不在乎作品真正的靈魂。

有一塊看似紀念戰爭犧牲者的沉重石碑，走近一看，銘刻的是 1874 年以來英國足球隊的所有失敗紀錄。他把國家級的足球狂熱翻成一本輸球史，質疑當代社會對足球所激起的狂熱，有時甚至超越了對逝者的追憶。

最「重大」的一件是《L.O.V.E.》。這是為美術館特別製作的版本，原版更猛，2010 年用卡拉拉大理石雕成十一公尺高，豎立在米蘭證券交易所大樓前的廣場上。雕塑是一隻殘缺的手，除了倔強挺立的中指，其他手指都斷光。這有兩個聯想：一是戲仿納粹敬禮的手勢，只是缺了幾根手指；二是那些在歷史長河中缺臂少腿的古代雕像。暴力的意味在這裡變得模稜兩可，既是對政治與資本權威的挑釁，也像一件歷經侵蝕、帶著斷裂痕跡的考古遺物。

最後一件是 Franz West 的沙發，放在大廳讓人休息。他被稱為當代藝術界的溫和無政府主義者，1992 年卡塞爾文件展時，他在停車場擺了七十二張躺椅，靈感來自佛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沙發。這些椅子覆蓋著從乾洗店回收、陳舊破損的波斯地毯，外表既不吸引人也顯得笨拙，卻在展覽現場成了人們聚集、歇腳、交流的地方，像公共廣場的長凳。因為設計簡陋，很難坐，任誰坐上去都會變得坐沒坐樣，但也因此感覺很放鬆。我之前在東京宮看到就跑去坐，一邊坐一邊聊天，最後躺在地上收尾。這件作品質疑了文化機構中被認為得體的看展行為，邀請觀眾以更自由的方式佔據藝術空間。

看完之後我很好奇大家怎麼想卡特蘭。他的天才究竟在藝術創作，還是在很懂得寫論述跟包裝行銷，也許兩者都有。我覺得他真是我們當代社會與媒體的反映，標題越聳動越狗血越好。但我隱隱感覺，他的黑色幽默後面往往有一種很深沉的悲傷。